作者：高华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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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的“爱国”总是与“忠君”相联系，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其具体形态为在公民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19世纪的维新派最早将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至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渐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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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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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濡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之魄力、学识，且对毛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的爱恋1927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1983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龃龉，毛偶尔也有厌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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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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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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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为“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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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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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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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革命成功，当年的青年红花白马，凯旋荣归故里时，旧时屋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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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也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中国内部积极因素扩张的结果，无论是康梁、立宪运动，还是孙中山、五四运动，无不从民族主义汲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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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担一切磨难，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此所谓革命的“炼狱”也。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宗旨，舍小我为大局，个人荣辱皆可全部抛开。在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捷报中，朱瑞触雷阵亡，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成。幸耶，不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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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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